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:“阅读就像一棵树,找到了主干就会越读越茂盛”-新华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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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22 04/22 17:01:52
    来源:新华每日电讯

    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:“阅读就像一棵树,找到了主干就会越读越茂盛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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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原标题:世界读书日前夕,新华社“大家悦读课”请来了一位“大家”

    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:“阅读就像一棵树,找到了主干就会越读越茂盛”

    ▲陈彦近照。记者李贺摄

    ■开栏的话

    “十四五”规划提出,深入推进全民阅读,建设“书香中国”。如今,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。

    第27个世界读书日来临前夕,新华社推出重点全媒体栏目《大家悦读课》,每周一期,邀请知名作家分享创作心得、阅读体会。

    阅读发现美好,阅读创造价值。让我们跟随《大家悦读课》,共同打开新时代阅读的想象空间。

    “我喜欢坐在剧场最后一排,看舞台演出时演员的表演和观众反应。在台上台下的互动中,你能感觉到一个时代人的总体的精神质量。”

    在新华社全媒体栏目“大家悦读课”录制现场,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、作家陈彦,聊阅读谈写作,目光坦诚且敏锐。

    闲暇时,他喜欢在剧场静静观察——演员观众、台前幕后、戏里戏外——从舞台这方小天地出发,剖开生活的肌理,见证大时代的变迁。

    他是一位从戏剧舞台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作家。

    专注于长篇小说创作前,陈彦是一位成功的剧作家。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做了20多年专业编剧,还担任过团长、院长。他凭戏曲代表作“西京三部曲”(《迟开的玫瑰》《大树西迁》《西京故事》)蜚声戏剧界,囊括了包括“曹禺戏剧文学奖”在内的各项业内大奖——即便不算上2019年让他在文学界“出圈”的茅盾文学奖,他也早已是个名副其实的“获奖专业户”。

    频频获奖也见证了他在创作上的勤勉。陈彦继承了陕西文学踏实、厚重的现实主义传统,如陕西前辈作家柳青一样,他特别重视深入生活。写《大树西迁》时,他在西安交大待了4个多月,又在上海交大生活了35天,录了几十盘采访录音;写《西京故事》时,为了展现农民工生存境遇,他先后到西安当时最大的两个农民工聚居地采风,写作历时3年半,先后大改7次。

    “作家需要深入生活。”陈彦观察到,当下的写作者有时局限在二手材料中,忽略了真实生活,也写不出“烟火气”。他建议:“一定要到田野去,到生活最真实的场域去,要写出生活毛茸茸的质感。”

    “我无法想象一个作家如何写他不熟悉的生活。”访谈中,陈彦屡次提及创作与生活的关系。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被誉为“舞台三部曲”(《装台》《主角》《喜剧》),小说的题材兜兜转转,都没离开舞台内外他所熟悉的生活:他关注舞台背后的装台工;讲山里的放羊娃如何成长为“秦腔皇后”;写父子三位喜剧人的悲喜人生……

    他跳出舞台走进小说,又在小说里装下了整个舞台。

    他喜欢用舞台式的比喻。他曾经如此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:“让暗室只留一个光源,能照耀出一块仅够罩住两只伏案胳膊肘的光圈足矣。光圈以外的地方,越幽暗越好,目光止处,思想前行。”如同一幕舞台布景;他形容演员与观众的关系是“潮汐”,是“月球与地球”,通过剧场展现“社会的各种病和各种美好”……

    他的作品特别关注小人物的命运,喜爱“为小人物立传”。在剧作《迟开的玫瑰》中,他刻画了一位背负家人梦想、托举生活重担的大姐乔雪梅。1998年至今,这部剧被改编为各类地方剧种,20余年连演不衰,收获无数掌声和泪水。小说《装台》改编的电视剧中,“鸡贼又可爱”的装台工刁顺子,让观众在家长里短中读懂了烟火尘埃,读出了普通劳动者的责任和担当。

    “站在社会顶尖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,而更多的人是塔身和基座。一定要认识到托举成功者的磅礴力量。”陈彦强调,“如果看不到这种对成功者的巨大的推动力,不肯定他们的生命价值和劳动价值,作为一个作家,他的创作是有巨大缺憾的。”

    在《装台》的后记里,他写道:“有人说,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,我是觉得,一切强势的东西,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?即使添,对人家的意义又有多大呢?因此,我的写作,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,舔一舔伤口,找一点温暖与亮色,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。与其说为他人,不如说为自己,其实生命都需要诉说,都需要舔伤,都需要爱。”

    阅读像一棵树,如果找到了主干,越读就会越茂盛

    草地:您已经从事文学写作40余年,能否回顾一下和文学最初的相遇?

    陈彦:我生长在大山里,按说我的少年时期跟文学是没有多少关系的,真正开始阅读是在改革开放初,那时书店一下子就丰富了起来,歌德、托尔斯泰、雨果、屠格涅夫等大家的外国文学著作,还有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儒林外史》等中国文学作品大量出版。我印象很深,为了买一套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我足足等了半年——每次书店只能进一两套,很快就被人拿走了。

    我出生的镇安县是陕南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区。但你想象不到,在这个山区,当时有那么多年轻人喜爱文学,有文学梦。县工会组织了一个专供年轻人阅读的场所,从省上、从《延河》杂志社来的作家们,经常会来讲文学。在那里我学到很多东西,很自然就喜欢上文学,为创作打下基础。

    草地:以您的经验看,应该怎样培养青少年的阅读兴趣,引导他们阅读经典?

    陈彦:阅读对青少年的成长太重要了。如果青年时代我没有进入阅读,一生很可能就和创作无关了。阅读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,一旦你喜欢上它,读一本书可以牵连出十本书。你读完莎士比亚,就想去读研究他的书,想了解他的戏剧借鉴了哪些历史故事,又带出另外的作家作品,就这样越读越丰富。阅读有时候像一棵树,如果找到了主干,这棵树越读就会越茂盛。

    今天这个时代阅读的方式很多,比如通过手机或其他媒介。我看到有些孩子现在读的书,虽然存在阅读快感,但对建构心灵世界是不完整的。青少年还是要阅读经过几百上千年,人类共同选择出来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,可以从一些基础性的作品开始,逐渐迈向宽阔和丰富。

    我年轻的时候读一些经典,也是似是而非的,并不能完全读懂。时间长了,当我读出好来的时候,就觉得挺愉快,这就体现出阅读价值。我19岁时第一次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和《卡拉玛佐夫兄弟》,当时总有人讲,作家必须好好读读这些书。我读了一遍,没有读懂,反反复复,还是读不懂,但是在三四十岁的时候读就不一样了。尤其是去年疫情期间,我又一次反复读了这些书。越读越觉得,还是要回归经典,阅读经典。

    阅读习惯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基本的精神面貌

    草地:对于普通人来说,阅读特别是经典阅读意味着什么?怎样理解“阅读,创造价值”这句话?

    陈彦:我的成长经历完全是阅读建构起来的,我真是感恩阅读。阅读是从别人的生命中获取经验,从历史中获取经验,让我们可能活得更好一些、更接近理想一些。阅读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我常说阅读是两个阅读:一个是生活的阅读,就是生活经验的积累;再一个是文化的、书本的阅读。

    再者,阅读建构你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。想培养下一代的阅读习惯,你自己先要养成阅读习惯。因为阅读习惯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基本的精神面貌,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气质。而且我始终觉得阅读应该是个笨功夫,而不是读一些速成法。功利化的阅读应该越少越好。

    草地:如今进入一个全媒体时代,短视频等传播形式开始深入人们的生活,这一现象会对阅读、对文学创作造成什么影响?

    陈彦:我有时也看短视频,短视频里有很好的内容,它像个压缩饼干。毕竟今天的生活节奏非常快,需要提供多样化的精神食粮。但如果碎片化、娱乐化,甚至恶搞的视频充斥各类传播平台,是要引起注意的。如果你只是“抽取”一段内容,短时间内可能觉得十分精彩,但长期“抽取”,很可能最后会变得非常偏执。坚持综合性、总体性的阅读对人解决问题是有好处的,让你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到,再形成你的判断和认知,形成你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。

    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,应该保持对世界、对人类,包括对身边的社会生活拉开距离的静静的思考、书写和阅读。世界就是这样,必须有人要仰望星空,有人要俯瞰大地。再艰苦的环境、再浮躁的时代,肯定也有人不浮躁,能够认认真真地静下心去读书写作,去整体性地思考社会、思考人类。

    一手伸向传统,一手伸向生活

    草地: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阅读和写作习惯?你在创作上有没有“独门秘笈”?

    陈彦:对我而言,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还带着兼职性质,当然我比较喜欢这种状态,可以广泛参与社会生活,了解世界、了解生活丰富的样貌。

    我从十几岁开始写作,近40年间就没间断过。我从事写作的同事、朋友,中途也有过各种变化,我始终没有变,就喜欢这个。我一般没有什么社会交往,下班以后很快回家,就开始读书写作,周六周日基本也不出去。写作的时候,我会把门窗紧闭,哪怕是大中午都会拉上窗帘,用一道灯光打下来,开始是聚焦到稿纸上,后来聚焦到电脑上。这种聚焦非常好,我可以全部进入我的世界里和文学人物去对话、去创造。我没有什么“独门秘笈”,就是爱上一个东西不能分心。《庄子》讲“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”,人一辈子干不了多少事情,要干什么就把心思多朝上面用,自然就会有收获。

    草地:作为陕西的代表作家之一,您对陕西有什么样的感情?

    陈彦:陕西是养育我几十年的地方,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丰厚的、滋养的土地——一方面是自然的、生活的喂养,一方面是精神的喂养。

    陕西有一个长安画派,他们有两句话,我觉得对文学创作也非常有价值,叫“一手伸向传统,一手伸向生活”。陕西是一块历史的厚土,也是文学的厚土,柳青、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在中国文坛上立下了创作的标杆。我跟他们学到很多东西,从某种程度上讲,我应该也算他们的晚辈和晚生代,我的创作始终都是从他们的创作中汲取营养。

    草地: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曾经评价您的作品“扎根中国传统,充分反映中国的时代变迁,是现实题材的创作典范”。在您看来,新时代文学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召唤?

    陈彦: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,必然对时代要有回应、有发声。我是始终坚持现实题材创作的,也比较关注身边的人和事,关注我所经历的社会演进的方方面面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这也是继承了陕西优秀的创作传统,努力关注现实,关注火热的当下生活。作家确实要写自己烂熟于心的生活,我们对置身其中的生活了解透了,才能下笔写好。否则,连皮毛都描摹不好,更别说深层解剖了。当然,生活不是拘泥于自己身边的那一点小我、小事、小个人。有了生活,再用一种眼光和格局去折射更广阔的社会视野,可能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有一定的深度、宽度和广度。

    作家要写他最熟悉的生活

    草地:您的作品一方面体现了现实主义的传统,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。尤其是作品的题材,经常涉及传统文化,特别是关注戏曲从业者的生存境遇。在当下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?

    陈彦:我始终觉得一个作家要写他最熟悉的生活。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,这里是研究机构也有文艺团体,这些内容很自然地就成为我的一种创作方向。

    我在戏剧团体待的时间长了,阅读的古典与经典作品多了,也经常思考这些作品怎么能穿越数百数千年,到今天观众还这样认同、这样喜欢。当然其中有封建糟粕,但也确实有能够超越历史、跨越时空、走向未来的东西。比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里面很多内容就是放到今天看,都具有现代文明的深切洞穿;包括宋元杂剧,有些剧本即使用现代意识去烛照,也具有一定的“文明”价值取向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你可以在其中找到传统、找到当下、找到现实、找到未来。长期浸泡其中,自然而然就会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融会贯通进去。

    这和阅读又有关系,通过阅读建构起你的判断,然后用现代的眼光回溯历史和传统,就自然会对优秀传统做出你的判断——哪些是文明的,哪些是今天我们仍然适用的,哪些是要进行创新转换的,哪些是会走向明天的,哪些可能是人类恒常、恒久不能改变的。我们要用一种眼光去把传统中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并传承下去。

    草地:您在20多岁时就已经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,一直到今天都笔耕不辍,如何保持写作热情?

    陈彦:当然有写不下去的时候,创作找不到感觉,就会停下来。比如我写《大树西迁》的舞台剧,背景就是上海交大西迁西安。我在西安交大待了4个多月,在上海交大也待了35天,搜集了大量的素材。开始是准备写电视剧,结果怎么都写不下去,因为题材确实浩大,牵扯的生活纷纭复杂,有很多东西不好处理,所以很长时间过不去。后来我把它写成了一个两三万字的舞台剧,已演出十七八年。创作确实可能会遇到很多困境,但总体还是要反复去熟悉,要进入到生活的本质里捞取干货。

    把生活掰开了揉碎了,再建构你的作品

    草地:很多评论家认为“舞台三部曲”长篇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,是您有20多年的戏剧院团创作经验。您在写作“舞台三部曲”时,创作初衷是什么?

    陈彦:写“舞台三部曲”的确是因为对生活熟悉。柳青为了写笔下的人物和那个时代,能在一个村子一待14年,就是要深入到生活的内里去研究问题。你要完全把生活掌握了,掰开了揉碎了,再建构起你作品里的故事、人物和世界。写《装台》时,我住在三楼,底下就是剧场,后台口就在我的窗户下。剧场每天都有演出,人进进出出的,每天几乎都有一个调整舞台、重新装台拆台的过程。

    装台人和演员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,开始排练的时候他们就退得不见了,排练完,舞台又交给他们来装置。大量的舞台装置劳动催生了装台这个新型行业。其实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,时间长了,我就发现这帮人很有意思。有些事特别触动我,比如舞台上的主人公要做一个飞天动作,操控动作的机械装置要许多人来推动。他们做出很大的牺牲,但舞台上再怎么红火与他们都没关系。观众看到的是最美好的那一部分,而装台人都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。我就思考了这些装台人和台前光鲜的、获得荣耀的生命体之间的关系。

    《装台》写的是幕后,而《主角》写的是台前,讲一个人怎么成为主角。

    现在这个时代相对比较浮躁,选择也多元化,一个人对成长的要求比较急切,戏曲艺术要催生一些大艺术家,就出现了一些困境。静下心来实实在在地将生命奉献给一门艺术的人,越来越少了。有些年轻人觉得成名很容易,甚至出现一种幻觉,今天搞一个短视频突然有几百几千人转发,就觉得自己已经很成功了。这种幻觉可能让很多本来能取得很大成就的人,牺牲在成长的路上。

    创作《主角》,我更多还是思考一个生命的挫折、奋进,以及她和社会之间的关系,社会对她的推动力,她在社会推动力面前的应对能力、判断能力、攀登能力。这部小说结合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自己的成长经历、心灵感悟,当然,我不是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。

    生活尤其是成功,是为有准备的人留的

    草地:《主角》的主人公忆秦娥通过40多年的不断努力,在各种内外在因素的加持下,成长为“秦腔皇后”。她身上有哪些特质促使她取得了成功,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个人物?

    陈彦:忆秦娥是“不疯不魔不成戏”的。我写《主角》,也是对今天这个比较浮躁的社会的回应:很多人都渴望成功,都希望能快速获得社会认可,但又不愿意做出过多奉献和付出。

    苏东坡讲过:“古之立大事者,不惟有超世之才,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。”生活尤其是成功,是为有准备的人留的。你有了准备,别人才有可能用各种方式把你推到生命的高点上去。改革开放40余年,让很多人在这个大时代中成才了。我想忆秦娥也要感恩这个时代,让一个山区的孩子最后获得了成功。当然她的成功可以说受尽了艰辛、受尽了折磨,连她自己最后都不想再唱戏了,但是有那么多观众需要她唱下去,所以她不断背负着沉重的压力,一直在朝山巅上攀登。

    草地:《主角》之后,您又创作了长篇小说《喜剧》,讲述一家父子三位喜剧演员的生命故事。为什么转向关注喜剧和喜剧演员?

    陈彦:我认为《喜剧》呈现了这个时代亟待思考的一些问题:比如娱乐化的问题,追求幸福感的问题,追求快乐的问题。追求幸福与快乐是人的本质要求,但追求怎样的幸福快乐就是时代精神要关注的问题。社会演进的总体面向是努力趋善,善是人类长河不舍昼夜的“万水朝东”。而幸福与快乐必然要建立在向善的面向上。快乐与喜剧紧密相连,喜剧是快乐的集中表达方式。喜剧也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向度。如果快乐只剩下刺激性的单向度,那么喜剧就会出现偏差。

    我觉得表演是一个“潮汐”关系,就像月球和地球,观众和演员都是巨大的引力场。演员通过表演把观众吸引过来,而观众通过掌声、欢乐与悲痛反应,又会把演员的表演分寸吸引过去。在这个过程中,社会的各种病、各种美好,在剧场里都能展示出来。

    我是一个编剧,我常常喜欢坐在剧场最后一排,看舞台演出时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反应。一个敏感的人,能通过演出感觉到一个时代人的总体的精神质量。当观众拼命向你索要包袱、索要喜剧的时候,你努力去给,你怎么表演,他怎么给你掌声。一旦到了他们不能忍受的娱乐极限,他们又会齐声反过来说你低俗。具有判断力、具有对喜剧本真的深刻认识能力的人,很可能会守住喜剧的底线,而《喜剧》中的兄弟二人之一就没有守住,我写了他坠毁的过程。在这本书中,我想做一些比较深入的思考,至于呈现得怎么样,还需要读者来考量。

    一定要认识到托举成功者的磅礴力量

    草地:从“西京三部曲”到“舞台三部曲”,您一直聚焦小人物的悲欢离合,关注小人物的命运。如何做到用“小人物”来见证“大时代”?

    陈彦:可能与我的社会接触面也有关系。在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作家的生命记忆中,少年时期的记忆可能特别重要。我很小的时候在大山里跟着父母一块生活,那个时候经见的是社会相对比较底层的人。来到城市后,我在文艺院团工作了20多年,单位大门口来来去去有大量的农民工。文艺团体中很多人也是从农村来的,我接触的这些人比较多,当然就要思考这些人的生活。

    我写《迟开的玫瑰》时,讲述了一个多子女家庭的故事。由于家庭出了问题,这个家中的大姐乔雪梅放弃了她人生最美好的年华,一直托举着几个弟妹,最后弟妹们都成了社会英才,而她却一步步在“下沉”。我是在这种“下沉”与“上升”的剧烈“升降”中,思考这位大姐的生命价值与意义。

    社会就像一座金字塔,站在顶尖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,而更多的人是塔身和基座,每个人的成功都是由多少块砖铺垫、多少个推力推上去的。我们的社会不能失掉对底层的、塔基的深刻认识,而只认可塔尖上的光鲜与美好。成功者固然应该得到社会的尊敬,让大家都努力去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但也一定要认识到托举成功者的磅礴力量,他们的生命价值,同样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这几年写的很多作品,其实都在肯定这个价值。

    如果这些东西倒塌了,整个社会也会轰然坍塌。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人世间》,我认为也在演绎这样的故事。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,14亿多人中有多少人在为别人搭建舞台,让别人去成功。如果看不到这种对成功者的巨大的推动力,不肯定他们的生存价值和劳动价值,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,他的创作是有巨大缺憾的。

    草地:近年来,如《装台》《人世间》等严肃文学作品,被改编成影视剧,在青年群体中引起巨大的反响。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?

    陈彦:我的小说《装台》,包括《西京故事》,都被改编成影视剧,《主角》和《喜剧》也在改编。影视剧是在文学文本的基础上,再朝前推进一步,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。这种改编让更多人进入文学审美。我觉得《装台》改得很好,尽管跟小说之间出现了不尽相同的解读,毕竟电视剧是另一种创作样式,他们有他们的创作与运行规律。《装台》的电视剧比小说更加温暖、更充满市井烟火气。

    《装台》编剧马小勇、导演李少飞,还有张嘉益、闫妮等艺术家、包括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,为这部小说走向更多受众付出了巨大的创造性劳动和牺牲。我在追剧的时候说过,应该向他们致敬。 (记者 刘小草)

    【纠错】 【责任编辑:孙亚宁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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